端午节的形成并非源于某一个单一的事件或传统,而是多个文化源头在漫长历史中逐步融合的结果。这些源头包括上古时期的天象崇拜、百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以及先秦以来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的观念与辟邪习俗。它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而来,共同构成了端午节的起源基础。
天文星象
端午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天象崇拜。这是端午节最古老、最本质的文化源头之一。
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已经发展出对星象的精细观察。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宿,其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被想象为一条苍龙的形象,这就是“苍龙七宿”。仲夏时节,苍龙七宿全部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位置,呈现出最完整、最显著的形态。这一特定天象,正是端午节最原始的天文依据。
《易经·乾卦》第五爻辞曰:“飞龙在天”。《尚书·尧典》记载:“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亦载:“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即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二,是苍龙的主星。这些古老的文献记载,都指向同一个天文现象:仲夏时节,苍龙星宿升起在南方天空的正中位置。古人把“飞龙在天”这天定为龙的节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的传承历史中。
端午与夏至有着极为密切的天文联系。实际上,端午节的原始时间节点很可能就是夏至。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作为整个夏季中特别重要的节日之一,端午节的内容带有夏季的特征”。从“端阳”这个节名可以得到启发——端阳者,阳气之端点也。这意味着阳气达到盛极,显然指的就是夏至节气。古时候,在夏至时节的傍晚,才有“飞龙在天”的星象。在古代,人们认为龙为阳物,它春分升天、秋分潜渊,因此夏至时苍龙星象升到最高处,表达的正是“端阳”的天文含义。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天中节”,也含有这个意思。
黄石先生在《端午礼俗史》中提出,端午节如涓涓之水发源于远古时代,三代汇为川流,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端午节从天文星象到民俗节日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源远流长,端午祭龙礼俗的形成与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干支历法以及苍龙七宿正处南中的天象有关。
图腾祭祀
在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诸多学术探讨中,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图腾祭祀说”影响最为深远。闻一多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端午节起源于古代吴越民族龙图腾祭祀的观点。
闻一多查阅了大量古籍记载,从文献中梳理出端午习俗与“龙”的密切关联。他发现,端午节的各项核心习俗——赛龙舟、吃粽子、系五彩丝等,都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赛龙舟自不必说,粽子也是为了防止蛟龙窃吃祭物。龙舟竞渡与吃粽子这两大节目,都与水神即所谓蛟龙有关系。龙舟之上有龙饰,而粽子之以楝叶塞、以五彩丝缚——虽然民间传说中说是“蛟龙所惮”,但反过来却恰恰说明粽子与龙的渊源,原初应该是把粽子投入水中以娱蛟龙。
闻一多进一步联想到古代吴越地区“断发文身”的习俗。古代越民族以龙为图腾,为了表示自己是“龙子”身份,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的风俗,而且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这个文身便是刺以蛟龙之纹饰,吴越族应是以龙为图腾之族。龙舟竞渡,便是“祭礼中半宗教、半娱乐性的节目”。
基于这些考证,闻一多得出结论: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的节日,它的起源实际远在屈原之前,而“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他认为龙舟竞渡、吃粽子,也都源自于古人对龙的崇拜和祭祀。端午节最初可能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东汉以来,随着吴越地域逐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相交融中,端午作为节日才渐渐传播到了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
闻一多的“祭龙说”得到了后来考古发现的印证。据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7000年前,就有了独木舟和木桨。龙舟最初原形是单木舟上雕刻龙形的独木舟,后来发展为木板制作的龙形船。考古发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的独木舟遗存、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龙舟竞渡纹饰,都印证了龙舟文化早于屈原时代。长江流域五月初五正值水稻插秧后,龙舟活动的最初形式是当时人们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即祈求避水害、祈雨、消灾祛病。
闻一多先生的观点虽然在学术上仍存在争议,但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对端午起源的解读,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为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据考证,端午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古代越民族以龙为图腾,为了表示自己是“龙种”身份,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风俗,而且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便有类似于今天的竞渡游戏。吴越地区断发纹身,以龙纹为荣,是一种龙图腾崇拜的遗迹。古代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都有“请龙”的风俗,请龙仪式每年数次,而农历五月的一次最为盛大。因此,闻一多认为端午节就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在南北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
恶月恶日
早在先秦之时,五月就被视为“恶月”。《礼记·月令》中称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一月阳气至极而阴气始兴,是阴阳消长的恶月。古人认为五月是阴阳相争、生死相搏的季节,所以有恶月恶日之说。
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甚至连五月五日这天出生的孩子都是不吉祥的,“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这一观念至迟从战国开始流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就是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认为他长大之后将不利父母,命其母弃养。其母不忍,偷偷将其养大,可见恶月恶日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汉代人认为,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且有“不举五月子”之俗——即五月五日所生的婴儿无论是男或是女都不能抚养成人。一旦抚养则“男害父,女害母”。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记人物也涉及这种观念。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尝君,险些被父亲遗弃,他的母亲将他藏着养大成人,其结果也并没有危及其父。此外,还有“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等说法。这些迷信的说法在《风俗通》《论衡》等汉代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这种对五月五日的恐惧与禁忌,正是端午节诸多辟邪习俗产生的直接原因。
为了驱除恶月恶日之恶,先民发明了许多辟邪禳灾的仪式。《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屈原《楚辞》也说:“浴兰汤兮沐芳华。”用兰汤辟邪,是因为兰草有清热解毒之功效,而且有清冽的芳香。《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采药之俗,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尝百草的事迹。
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汉代人也以五色丝线系臂来辟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命人不病瘟”。《荆楚岁时记》载:“采艾叶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后世驱毒辟邪的习俗,有捉蛤蟆配药、踏百草、采杂药、采艾草、悬艾草于门户、臂系五彩丝线、饮菖蒲酒或雄黄酒等。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就是在端午时喝了许仙劝饮的雄黄酒而现出原形,正是这一习俗在民间文学中的生动反映。
正如学者向柏松所指出的:“辟邪意识,可谓端午节形成发展的原动力”。端午节辟邪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上古采药解毒之俗,包含了最原始的文化因子,同时也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文化因子。从先秦到汉代,辟邪观念与仪式得到长足发展,这是端午节发展定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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