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起源

汉代

从先秦到汉代，重阳节经历了从零散的秋日习俗到相对固定的节日活动的转变。汉代是重阳节俗真正奠基的关键时期。

汉代对重阳节俗最权威的记录，来自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书中详细记载了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在宫中过重阳的情景：“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说明西汉初期，重阳节俗已经流传到宫廷之中，帝王后妃非常重视，仪礼隆重。

据《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被害后，其侍女贾佩兰被逐出宫，嫁与贫民为妻。贾氏把重阳的活动带到了民间，对人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初九，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从此重阳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这个传说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它反映了重阳节俗从宫廷向民间传播的历史过程。“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茱萸、蓬饵、菊花酒，此乃汉代重阳三宝，意在辟邪，祈求多福多寿。

汉代的九月九日虽未必为固定节日，但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习俗。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中期士大夫的生活状况时说：“（九月）九日，可采菊花，收枳实”。这一时期，茱萸、蓬、菊花都是秋季成熟的植物，并且有药用价值，古人根据时序和物性来安排人事活动的思维，与先秦“顺时而动”的传统一脉相承。汉代还出现了“重阳节求寿之俗”的最早文字记录。此外，汉代重阳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流传至今的重阳节的基本风俗活动，在汉代已经基本具备雏形。

重阳节能够在汉代形成，与历法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汉代以前，中国采用的是干支纪日法——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来标记每一天。干支纪日虽然精准，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并不直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更简便的日期表达方式。从汉武帝中后期到东汉初年，序数纪日的方法日益得到广泛运用，并被官方接受。陈侃理在《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一文中认为，序数纪日产生的时间“应不早于汉武帝元狩六年，而在武帝末年至宣帝时期，则已产生并开始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官私文书中流行”。序数纪日的普及，使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样的“重数节日”得以正式形成。在干支纪日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某一天的天干地支组合，而非它在月中的序数；在序数纪日的时代，月与日的数字重合变得醒目而易于记忆。正是这种历法制度的转变，为重阳节作为“九月九日”这一固定日期节日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性的前提。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重阳节从“九月九日”这一时间节点向“重阳节”这一文化符号转变的关键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不仅确认了九月九日的“重阳”之名，更赋予了它“宜于长久”的吉祥寓意。曹丕将“九”与“久”的谐音关系正式写入文献，使重阳节从单纯的日期概念升华为具有文化内涵的节日概念。

曹丕在信中赞美菊花：“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从曹丕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重阳是因为月日中两九相重而得名，而且赏菊和食菊的习俗由来已久。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的盛行对重阳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中儒家灾异论与神仙方士思想的结合，使九月九日有了“重阳”之名并形成了广为后世接受的“辟邪消灾”观念。东汉六朝是重阳节的形成期。从东汉末到六朝，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民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人们对生命短促的恐惧使得去除灾祸的重阳节日益受到了重视。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消灾避祸、祈求平安的节日仪式，重阳节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需求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对当时重阳习俗有详细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人们在野外设宴饮酒，享受秋日的美景与丰收的喜悦。《荆楚岁时记》还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这说明在南朝时期，重阳节佩茱萸、饮菊花酒、求长寿的习俗已经非常成熟。

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则记录了重阳登高避祸的著名传说，为重阳节俗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叙事逻辑。据《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桓景登高避灾的传说，将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这三项重阳核心习俗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叙事之中。虽然这个传说只是一个“对业已存在的重阳节习俗所作的民间解释”，但它极大地推动了重阳节俗的传播与普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桓景的故事里，登高是为了消祸避灾，这是这项民俗最初始的内核，随着文明的发展，驱灾辟邪的色彩逐渐淡化，求愉悦和祈增寿的主题越来越浓。”

唐代

唐代是重阳节发展的决定性时期。唐德宗李适年间（780年—785年），朝廷正式将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列为“三令节”之一。所谓“三令节”，即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重阳节被列为国家认定的节日，标志着它从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正式升格为国家法定的节庆日。

从此以后，宫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节日期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反映了重阳节的习俗，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郭震《子夜四时歌》中的“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等。唐代的重阳节已有登高、宴饮、赏菊、插茱萸等丰富的活动内容。

在唐代，重阳节已不是一天，而是延续二三天。官宦宴饮游乐，尽情玩耍；一些文人雅士亦在此时饮酒赏菊。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九日登高》诗，诗中本欲写“年年上糕处”，但因“糕”字为民间俗字、不见于经典，不敢写入诗中。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宋人宋子京调侃刘禹锡：“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这个趣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重阳节“食糕”习俗的流行——虽然文人不敢写“糕”字，但民间吃重阳糕已是普遍的风尚。唐代的重阳节真正实现了“官民同庆”。在宫廷，皇帝赐宴群臣、赏菊赋诗；在民间，百姓登高野宴、佩茱萸、饮菊花酒。这种官民同乐的节日格局，为后世重阳节的持续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明清

到了宋代，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时重阳节的盛况；《武林旧事》也记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宋代重阳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是赏菊。据《武林旧事》记载，在禁中，每年的重阳日就举行盛大的节庆游艺活动，除了在庆瑞殿上陈列出各种各样的菊花外，菊花的栽培和品种培育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度，赏菊从文人的雅集扩展为全民的狂欢。

在饮食方面，宋代的“重阳糕”制作更为讲究。《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京：“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梦粱录》记南宋杭州：“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由此可见，宋代的重阳糕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寄托了人们对生活步步高升的美好祝愿。

明代，重阳节的庆祝活动更加盛大。皇宫中宦官宫妃从初一时就开始一起吃花糕庆祝。九日重阳，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明代的重阳节已经成为一个从月初就开始酝酿、持续多日的节庆周期。

清代，重阳节的风俗依旧盛行。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皇家要在这一天举办千叟宴，将重阳敬老的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官方的千叟宴与民间的敬老活动相结合，使重阳节的“敬老”主题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从宋元明清的文献记载来看，重阳节的习俗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变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重阳节宴饮、登高、食糕，以及有关菊花、茱萸等主题的活动一直贯穿始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在这天走出家门、登高望远、佩茱萸、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的节俗框架，始终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

从辟邪到祈寿

重阳节的核心文化精神经历了一个从“辟邪”到“祈寿”的演变过程。最初的重阳节俗以辟邪消灾为主要功能——登高避祸、佩茱萸驱邪、饮菊花酒祛病。随着社会的发展，驱灾辟邪的色彩逐渐淡化，求愉悦和祈增寿的主题越来越浓。

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从“九”与“久”的谐音关系出发，将重阳节阐释为“宜于长久”的节日。从此，“祈寿”成为重阳节的核心主题。汉代“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的记载，正是这一主题的早期表达。

敬老孝亲

重阳节敬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秋季养老的古礼。《礼记·月令》中仲秋八月赡养老人的记载，是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依据。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这一传统与重阳节的其他习俗逐渐融合。明代以后，重阳节甚至有了“女儿节”之称——出嫁的女儿要在重阳节回娘家看望父母。俗谚云：“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这说明重阳节的家庭伦理色彩在明清时期已经十分浓厚。

1989年，中国政府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敬老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从先秦的秋季养老，到明清的“女儿节”，再到当代的“老年节”，重阳节敬老孝亲的文化主题穿越数千年，在今天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品性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重阳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性。与春节的辞旧迎新、清明的慎终追远、端午的纪念先贤、中秋的月圆人圆不同，重阳节的核心关切是“生命”——生命的长度（长寿）、生命的质量（健康）、生命的延续（敬老）。它不依附于某一个历史人物，也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情感，而是直指人类最普遍、最永恒的关切——对生命的珍视与祝福。

重阳节还体现了中国哲学中“阴阳平衡”的智慧。九月九日，两个阳数重合，阳气达到极致。古人认为“阳极必变”，阳气至极之后必然走向反面。因此，重阳节既是对阳气鼎盛的庆祝，也是对即将到来的阴气（冬天）的警觉与应对。登高以接近阳气、佩茱萸以抵御寒气、饮菊花酒以延年益寿——这些习俗都是古人在“阴阳转换”的哲学框架下，对生命健康的积极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