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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年

羌年起源

「 <p>天神之女,下嫁羌人,秋收献祭,日美吉庆。</p> 」

羌年形成于秦汉以前羌人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的时期。羌年起源于古羌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与崇拜,是一种“祭天还愿”的农事祭祀活动。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庆的日子。

羌年的来历已不可考,相传于先秦时即已形成。羌年其实起源于古羌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与崇拜,即所谓“祭天还愿”。羌族最早以太阳历推算年月,秦朝时期太阳历改为月亮历(即现在的农历)。羌族的日期由古羌人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即古夏历算法)共同推演而来。羌年是秋后答谢天神赐予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农事祭祀活动。传说天神之女木姐珠下凡嫁给羌族青年,带来种子、牲畜与农具,秋收之后她向苍天献祭,形成了羌年的传统。

羌年 / 起源

羌年之名

名物考源 · 一字千秋

“日美吉”与“日麦节”

羌年在羌语中有多种称谓,最常见的是“日美吉”和“日麦节”。“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直接点明了节日的核心情感——吉祥与欢乐。“日麦节”中的“日麦”指羌族自称“尔玛”(羌人),“节”即节日,合起来就是“羌人的节日”或“羌族新年”。这两个名称,一个强调节日的情感内涵,一个强调节日的民族归属,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羌年的文化本质。

在汉语语境中,羌年又被称为“羌历年”“过小年”“丰收节”“还愿节”等。“过小年”的称谓尤其耐人寻味——它反映了在汉族春节逐渐成为羌族地区主流节日的漫长过程中,羌族人民对自身民族节日的留恋与坚持。羌年与汉族春节在时间上(羌年在农历十月初一,春节在正月初一)相隔约三个月,在文化内涵上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都围绕“辞旧迎新、感恩祈福”展开。但羌年更侧重于“丰收感恩”,春节更侧重于“辞旧迎新”。这种微妙的差异,正是羌族农耕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各自特色的生动体现。

“羌年”与“羌历年”

关于“羌年”与“羌历年”两种称谓,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羌年”是按农历十月初一确定的节日,“羌历年”则暗示着羌族历史上曾有自己的历法。据明末学者顾炎武记载,羌族释比“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也就是说,羌历以10个月为1年,一月36天,余下5天为过年,合计365天。古羌族的这种历法与中央政府推行的历法迥然不同。

到了清代,古羌族的这种历法逐渐消失。清康熙以前,羌年的日期以羌历计算。康乾盛世,成都地区的农业手工艺蓬勃发展,大批羌族男女在羌历年后的农闲时节前往成都平原务工。由于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农历计算的新年(春节)开始出现在羌族文化中,按羌族历法推算的新年趋于淡化,春节最终成为羌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20世纪80年代羌年恢复后,出现了“羌年”和“羌历年”两种不同的叫法。由于羌族历法已经消失,现在是按农历确定时间的,所以正式称为“羌年”;但恢复羌年后举行的第一个庆祝大会的会标中将其称为“羌历年”,所以这种叫法也被广泛沿用。

目前,作为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民族节庆正式称为“羌年”。羌年“从远古走到今天,从山寨走向国家乃至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节日,更是一段跨越数千年的文化史诗。

节日源头

源流掌故 · 稽古探微

古羌太阳十月历

羌年的起源,最根本地植根于羌族先民独特的历法体系——古羌太阳十月历。这是羌年最深层、最本质的文化基因。

据明末学者顾炎武记载,羌族释比“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羌历将一年365天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余下5天作为过年,合计365天。这种历法与古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的生产方式转变密切相关。据《茂汶羌族自治县志》记载:“相传,羌历最早为平阳历。古羌人以羊骨卜推历时计羌年,一年分为10个月。”

羌历的“十月为一岁”与中国古代的“十月太阳历”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学者认为,羌历是古羌人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即古夏历算法)共同推演而来的。这种历法以十个月为一年,每月三十六天,余下五天作为过年日——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结构高度相似,反映了中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共享的历法传统。

羌年的日期之所以定在农历十月初一,正是由古羌人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共同推演而来。因羌年的时节多集中在每年的晚秋时节,而羌族人主要生活的区域多在海拔1000至2500米之间的中山向低山过渡的区域,这时正好是羌族秋收的时节,所以羌年在羌语中也有“丰收”之意。

#### 从十月历到十二月历

羌族十月历的具体消失时间已不可考,但大致在清代康熙以后。据学者研究,清康熙以前,羌年的日期仍以羌历计算。康乾盛世时期,成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蓬勃发展,大批羌族男女会在羌历年后的农闲时节前往成都平原务工。由于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农历计算的新年(春节)开始出现在羌族文化中,按羌族历法推算的新年趋于淡化,春节最终成为羌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

这种历法的变迁,并非简单的“取代”,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羌族是在冬至节前后过年,为了和汉族的春节相区别,称为过小年。这实际上是在汉族春节逐渐取代羌历年的过程中,羌民仍然留恋过去节日的表现。”当一年分为10个月的特殊历法逐渐消失后,虽然羌族人民还有关于民族节日的记忆,但具体日期却渐渐模糊了,只能说个大概时间。

然而,正是这种“模糊”与“留恋”,使羌年这一古老的节日得以在历法消失之后依然顽强地存活在羌族人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实践中。历法可以消失,但节日的文化基因不会消亡。

木姐珠与斗安珠

在羌族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而动人的传说,为羌年的起源提供了最富情感色彩的文化叙事。这个传说与羌族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密切相关。

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天神的幺女儿木姐珠爱上了人间的羌族小伙子斗安珠,便不顾天条律令,执意下凡和他结婚。天神木比塔的幺女木姐珠,执意下凡与羌族青年斗安珠结婚。临行时,父母给了树种、粮食和牲畜作陪嫁。

木姐珠来到凡间以后,很快繁衍了人类,所种的树木骤然成林,粮食丰收,牲畜成群。她就把出嫁时父母赠送的树种、粮种种在山野田园,把牲畜放入草地。到了秋天,树种很快就长成了森林,粮种带来了五谷丰收,畜禽也生长兴旺,人类繁荣昌盛,大地一片生机。

木姐珠不忘父母恩泽,便在秋收以后把丰收的粮食和肥壮的牲畜摆在原野上,向上天祝寿、献祭,表达心中的感恩情怀。从此以后,“羌年”就成为羌民喜庆丰收、感谢上天的日子。

这个传说以极具画面感的方式,揭示了羌年的三重文化内涵:感恩——木姐珠感谢父母赐予种子与牲畜,对应羌民感谢天地赐予丰收;丰收——秋收之后献祭,对应羌年在秋收之后举行的时节;回馈——将丰收的果实献给上天,对应羌年祭祀天地的核心仪式。

正如国家民委对羌年传说的评述:“神话的真与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羌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与崇拜,即所谓的‘祭天还愿’。”经过了春天的耕种和秋天的收割,辛劳了一年的羌族民众已进入农闲时节,除了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已没有什么方式能表达他们心中的喜悦。

#### 从传说走向节日

木姐珠与斗安珠的传说,在羌族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羌族原始宗教的上坛经典《木姐珠》完整地记载了这个故事。作为羌族释比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姐珠》不仅在节日仪式中被诵唱,也在日常的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羌年传说在羌族民间流传极广,版本众多——这是口传文化的典型特征。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村寨的传说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天神之女下凡——带来种子与牲畜——秋收献祭感恩——形成年节”的叙事核心始终如一。这种稳定性说明,羌年的传说已经深深扎根于羌族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

核心仪式

源流掌故 · 稽古探微

羌年的习俗极为丰富,涵盖了祭祀、饮食、歌舞、社交等多个方面,是羌族文化最集中的展示平台。

祭天还愿

祭天是羌年最核心、最神圣的仪式。羌年活动以祭天祈福、感恩还愿为主题。十月初一之前,整个羌寨就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外的羌族人纷纷赶回家。

初一日,以祭祀为主要内容。年节这天,全寨人到“神树林”还愿。人们各自居家,除尘扫地、洗衣备宴,然后焚香祭祀天地诸神和家神,通报一年丰、灾、福、祸,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人畜两旺、国宁民安。有的村寨要祭山神。

牛王祭祀

羌民尊重耕牛,称牛为衣食父母。农历十月初一,传说是牛神的生日,羌族人会到牛王庙杀鸡还愿。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羌人与耕牛的特殊感情,使得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在一些地区至今保留着“牛王会”习俗。

团圆年宴

羌年也是全寨团圆、共享丰收的节日。初一日夜,吃“年宴”,也叫“吃收成酒”。家人齐聚家中蒸“瓦达”——一种荞面做的状似“山”字形的大蒸饺,馅儿多为腊肉碎块、豆腐碎块和腌制野菜。蒸好后,分而食之。

年节的宴会又称“收成酒”。有的用荞麦面粉做成牛、羊、鸡及其他牲灵形状的祭品,用来祭祀先祖和神灵。整个活动仪式由“许”主持,咂酒则由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坛。全寨人要吃团圆饭、喝咂酒、跳莎朗,直到尽欢而散。

羌年也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次日,设家宴,请出嫁的女儿回娘家。

沙朗与歌舞

沙朗是羌年最具代表性的集体舞蹈。沙朗由祭祀舞演变而来,是一种自娱自乐性较强的集体舞蹈。羌年来临,男女老幼身着节日盛装,集体欢庆。人们跳最具羌族特色的圆圈群舞——沙朗。有的则汇聚寨子坝中,欢跳沙朗,畅饮咂酒。

“瓦达”与羌族面食

羌年有许多特色美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瓦达”——一种用荞面包肉和豆腐做成的三叉形大蒸饺。有的还用麦面做成牛、羊、鸡、马、狗等各种形状的彩色祭品,以祭祀祖先和天神。有的在墙壁画上“万”字格,表示庆祝人畜兴旺、庄稼丰收。

历代演变

历史沿革
先秦至秦汉
羌年作为羌族的新年,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隋唐至宋元
隋唐时期,羌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更加密切。
明清
明清时期是羌年从兴盛走向式微的关键转折期。
当代
羌年在当代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从地方到世界的完整历程。

先秦至秦汉

羌年作为羌族的新年,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炎帝正统后人。早在两三万年前,还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人类先祖,就把北川的深山峡谷当作栖息地。县境东部甘溪一带,至今仍保存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活动的遗迹。

先秦时期,羌人经历了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的历史转变。正是这种从“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的生产方式变革,催生了羌族独特的历法体系和节日传统。古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对季节更替、物候变化的精准把握,使羌族先民发展出了自己的太阳十月历——将一年365天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余下5天作为过年,合计365天。羌年的日期之所以定在农历十月初一,正是由古羌人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共同推演而来。

秦汉时期,羌族主要分布于今四川、甘肃、青海一带,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荆楚岁时记》记载:“十月朔日,黍曜,俗谓之秦岁首。”古羌族过新年,实际上是每年一次的庆祝丰收和感恩的活动。羌年以农历十月初一为岁首,与秦代“以十月为岁首”的历法传统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隋唐至宋元

隋唐时期,羌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更加密切。唐代吐蕃崛起后,部分羌人逐渐“吐蕃化”,但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羌年作为羌族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时期继续传承和发展。从现存的羌族释比经典来看,羌年的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在唐代已经基本定型——释比上坛经典《木姐珠》完整地记载了天神之女下凡、秋收献祭、形成年节的叙事,说明羌年的文化框架在唐代已经相当成熟。

宋代是羌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分布格局。羌年的节俗在宋代进一步丰富,除了祭天还愿的核心仪式外,沙朗(圆圈群舞)、咂酒共饮、瓦达蒸饺等特色饮食和艺术形式,在宋代已经融入羌年的节日体系。羌族与汉族的交流在宋代也更加频繁,羌年与汉族春节在时间上的差异(羌年在十月初一,春节在正月初一),使“过小年”的称谓在羌汉杂居区逐渐出现。

元代虽然由蒙古族统治,但羌族聚居区地处偏远,汉化程度相对有限。羌年的传承主要依赖释比制度和村寨自治。不过,元朝在羌族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羌族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土司制度的确立,使羌年的组织方式从部落自治逐渐向土司主导转变。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羌年仍以村寨为单位,保持着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

明清

明清时期是羌年从兴盛走向式微的关键转折期。明末清初,羌族释比的历法推算能力仍为外界所惊叹。据明末学者顾炎武记载,羌族释比“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这一记载表明,羌族释比在明代仍然掌握着古羌太阳十月历的精湛推算技术,羌年仍按羌历日期举行,保持着其独特的历法传统。

清康熙以前,羌年的日期仍以羌历计算。然而,康乾盛世时期,成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蓬勃发展,大批羌族男女在羌历年后的农闲时节前往成都平原务工。生计方式的改变,使按农历计算的新年(春节)开始出现在羌族文化中,按羌族历法推算的新年逐渐淡化。随着羌族十月历的消失,羌年失去了历法的支撑——当一年分为10个月的特殊历法逐渐消失后,羌族人民虽然还有关于民族节日的记忆,但具体日期却渐渐模糊了,只能说个大概时间。春节最终成为羌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羌年则退居次要地位。

清政府在羌族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雍正年间在四川西部大规模推行),加速了羌族地区的汉化进程。汉族的农历和春节习俗进一步渗透到羌族社会。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羌族是在冬至节前后过年,为了和汉族的春节相区别,称为过小年。这实际上是在汉族春节逐渐取代羌历年的过程中,羌民仍然留恋过去节日的表现。”羌年的文化记忆并未消失,而是以“过小年”的形式顽强地存续下来。

明清时期的羌年虽然在官方层面逐渐式微,但在民间村寨中仍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释比作为羌族文化的核心传承者,依然在村寨中主持祭祀仪式、诵唱经典。正是这种“民间存续、官方淡化”的格局,使羌年虽然失去了历法的支撑,却依然在羌族人民的集体记忆中保存着生命力,为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当代

羌年在当代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从地方到世界的完整历程。1986年农历十月初一,“首届在京羌族同胞‘羌历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举行。1987年,四川省民委在成都举行了庆祝羌年大会。1988年,“日麦节”(羌历年)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确定为羌族同胞的法定节日。1991年,北川县人民政府第一次组织在县城庆祝羌族新年的活动。此后,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都会庆祝羌年。

2008年,羌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立。2009年,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羌年随“二十四节气”一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4年12月5日,羌年由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羌年“从远古走到今天,从山寨走向国家乃至联合国”,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到“活态传承”的历史性跨越。

文化精神

精神内核
羌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庭、亲情的重视,体现了团圆、和谐、感恩、祈福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传统节日。
感恩自然
时间哲学
社群凝聚

感恩自然

羌年最核心的文化精神,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与崇拜——“祭天还愿”。在羌族的世界观中,天地间存在着众多的神灵——天神、地神、山神、树神、火神、牛神。羌年正是羌族人民向这些神灵表达感恩的集体仪式。

这种感恩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通过具体的祭祀仪式来表达的。人们用新收获的粮食和牲畜献祭,感谢天地赐予丰收;人们用咂酒和歌舞欢庆,感谢神灵保佑平安。羌年的感恩精神,体现了羌族人民“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应当敬畏自然、感恩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时间哲学

羌历“十月为一岁”的历法体系,体现了羌族人民独特的宇宙观和时间哲学。在羌族先民看来,一年的周期不是由十二个月构成的,而是由十个月加上五天的“年节”构成的。这种历法结构,使“年”与“节”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分——十个月是劳作的时间,五天是休息与感恩的时间。羌年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时间的意义——它是劳作与休息、耕耘与收获、付出与感恩的辩证统一。

社群凝聚

羌年是强化社群凝聚力的重要方式。从节前的准备(家家户户清扫房屋、赶制新衣、备办年货),到节日的祭祀(全寨人共同参与祭天仪式),到年宴的共享(全寨人吃团圆饭、喝咂酒),再到歌舞的狂欢(男女老幼共同跳沙朗)——羌年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着家庭之间、村寨之间、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

全寨人要吃团圆饭、喝咂酒。各家各户杀猪宰羊,蒸“瓦达”。整个活动仪式由释比主持。羌年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节日,更是整个社区的节日;不仅是对个人的祝福,更是对整个社群的祈愿。

结语

余韵

羌年的形成,是羌族人民数千年文化累积与时代精神不断注入的结果。它源于古羌人的太阳十月历——“十月为一岁”,在秋收之后辞旧迎新——在木姐珠与斗安珠的美丽传说中获得最动人的文化叙事,在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中获得最深厚的宗教根基,在释比的铁板算与祭祀仪式中获得最权威的制度保障,在农耕文明的丰收庆祝中获得最朴素的节日内涵,在沙朗、咂酒、瓦达等饮食与艺术中获得最生动的文化表达。

从远古的十月太阳历到当代的农历十月初一,从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羌族山寨的村寨自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经历了从历法到节日、从游牧到农耕、从祭祀到狂欢、从地方到国家、从国家到世界的漫长演变。它既承载着羌族先民对天文历法的深刻理解与对农耕生产的精准把握,也寄托了羌族人民对祖先的感恩、对丰收的庆祝、对社群的凝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羌年是羌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和集中展示。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是研究羌族历史、文化、艺术和习俗等的活材料。”羌年集民间信俗、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为一体,是羌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和集中展示。

2008年,羌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12月5日,羌年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急需保护”到“代表作”,羌年穿越数千年的时光,始终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之间生生不息。羌年“从远古走到今天,从山寨走向国家乃至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羌年的故事,正如那沙朗舞的旋律与咂酒的醇香——它穿越千年风雨,依然在“云朵上的民族”心中,跳动着最炽热的文化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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